氹仔話當年

圖/文:澳門口述歷史協會

與藥為伴

我叫廖水,1935年在廣州新興出生。1950年,因為我父親在澳門定居,我從紹興直接乘船來到澳門。當時的澳葡政府對移民管理並不嚴謹,大陸居民不用辦理任何手續就可以過境。我初到澳門時,在新橋區居住,曾在粵華中學就讀兩年,但因家境不佳,在初中畢業前輟學。

為了謀生,我在1953年前往氹仔廣元堂打工。廣元堂是一家藥材店,位於官也街,以本地客源為主。當時澳門百餘間藥材店中,氹仔占了三間。

廣元堂中藥房

目前全澳持中藥房經營牌照的商號約90家,其中四至五成設有中醫,全行從業人員約500人。澳門的中藥材大多數來自中國內地,另有部分蔘類由韓國、美國和加拿大進口。澳門的中成藥材及中成藥的總代理是南光貿易公司。由中藥諮詢委員會和消費者委員會聯合提出,在本澳合資格的中藥房設立“中藥”兩字的標誌的建議,獲得政府有關部門批准實施。該標誌的設立旨在杜絕不屬中藥房的商號經營中藥,使中醫、中藥行業的經營規範化。所有的藥材的都是來源於國內,澳門是批發地。

我剛入職時,只是當一名學徒,到後來才升級負責“執藥”。我們學徒工作時間長達十多個小時,早上八點開店到晚上八九點,主要工作是補充藥材,把藥材曬乾或是切好,幫顧客熬藥等,做一些雜務。舊時一包藥只需幾毫,我每個月只有30元的薪金,算是行業裡的標準薪金。我的工資相對於生活水準來說並不高,到新年,訂造一套棉襖需要40元,我一個月的工資都不夠支付。

藥材店的社會地位跟士多雜貨店差不多,中藥店甚至不在銀行辦理店鋪擔保的抵押範圍內,因為普遍認為中藥店的資本不高。

我們藥材店只有三名工作人員,醫生、老闆跟我。按行業慣性規定,夥計有固定薪金,但醫生的薪金隨不同的需要而作出改變,有些藥店,老闆包醫師食宿,每月只是象徵性地給予少許酬勞;有些醫生則在每位病人的診金中抽取一兩毛的傭金作為報酬。

中醫師要經過專門的藥理學習才能正式看症,當時是用毛筆或墨水筆來開藥方。醫師會應病人的要求而外出診症,有些病人因為行動不方便,便會邀醫師到家中診症,收費會比平常的價錢貴一到三倍不等。

最近這些年,有一些醫師為了提高營業額,故意把藥單的文字寫得很醜很亂,讓別人看不明白,使病人只能在該藥房購買中藥。

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,我從一個親戚手中接下了在氹仔嘉模墟的同仁堂的生意,獨立開創同仁堂這盤生意。與此同時,廣元堂的大老闆去世,由女兒執掌生意,我從中協助廣元堂營業,於是兩間藥材店便合併了。

1983年,我把同仁堂搬到官也街,廣元堂原址不變。後來因為業主收回店址,所以搬往現在位址。

氹仔的水路交通

舊時沒有大橋,氹仔跟外面的交通主要靠水路。在排角亭這個地方,定期停泊一艘貨船,有一個名為“行街”的職位,是貨船與離島店鋪和澳門批發市場的連絡人。商戶會把所需的貨物寫下,並把信函交給“行街”,由“行街”轉達給澳門的批發市場,然後再把商戶要求的貨品經貨船運往離島,再分發給商戶。“行街”會根據商品的價格多少收取手續費。

1932年排角与埗頭海旁交界的碼頭,泊着幾艘載人艇,《氹仔情懷》,第35頁。

而客船與貨船的停泊位置不一樣,所有來往澳門及路環的渡海輪船,均在氹仔碼頭停泊。碼頭位於氹仔炮臺仔,四十年代興建的。在此之前,只有埗頭,由於水淺,渡海電輪抵埗不能泊岸,以小艇接駁。碼頭建成後,渡海小輪直接泊岸,旅客上落方便安全。碼頭側辟有小花園,風景幽雅。

澳氹大橋及路氹連貫公路通車後,一般人都舍水路而取陸路。輪渡自然停航了。此處原為葡人建于同治年間的軍用碼頭,此碼頭一直使用至1974年嘉樂庇總督大橋落成之後。

碼頭前方有兩條公路,其中一路設有巴士站,由氹仔公共汽車公司經營。每日行走班次與澳氹電輪對應,即澳氹路電輪載客抵埗後,有公共汽車自氹仔碼頭開返市區;當澳氹路電輪開行返澳半小時,公共汽車即自氹仔市區載客赴碼頭,班次主要視澳氹路電輪每日往返次數而定。

巴士的終點站分別是由氹仔碼頭──海島市行政局前地,收費全程兩角。

   氹仔以炮竹業為主,當時的人口有萬多人。每當暴風雨來臨,氹仔海岸線便會停泊不少小船,當時的捕漁業都不太蓬勃,更多的是打纜。人們用竹、麻等混在一起弄成纜或編織漁網,供給漁船使用。

打纜工具簡陋,像橋櫈似的木架上設置活動鐵鉤,連帶攬手,將麻線放在釣架上攪動,將數條線絞成幼繩,再將數條幼繩合在一起,絞成粗繩。有時一人在操作絞架,另一人處理麻線,有時四個人分操兩個絞架對著絞繩。

六十年代的氹仔社區生活

當時的社區很太平,鄰居們都非常熟悉對方,即便夜半更深也不用關家門。夏天熱浪來襲,在沒有風扇或冷氣的日子裡,居民會把“馬閘”(即木折迭床)搬到門前睡覺,或用木板作為床板在前鋪睡覺。如同大同社會一般,這樣的環境,基本沒有賊人出沒,家家生活平淡而實在。我們居民家中沒有甚麼東西值得偷的,偷了也不見得可以賣好價錢。

以前氹仔官也街不像現在那麼興旺,手信店林立。最旺的反而是木鐸街或客商街,那邊的鋪戶價值較高,原因是當時漁船停泊在地堡街沿岸。木鐸街或客商街多是雜貨店,食店或是金店等。全氹仔共有金鋪三至四間,而原址占了兩間金店,此店在四十年代時已經存在,二十多年前才結束營業。

客商街

氹仔區以本地居民為主要消費對象,居民每逢出糧,便到雜貨店交還貨錢,那時的交易方式主要是賖數,商戶會把客人所購買的東西如米油柴等,寫在小本子上,當客人出糧後就把小本子拿回來,根據東西的價格付清帳單。糧期是半個月,所以也是每半個月結數一次。如居民仍有餘款便到金店裡買金。

當時沒有銀行,炮竹廠的或一般的工友們每天早出晚歸,不放心把辛辛苦苦賺來的血汗錢放在家裡,便到金店購買金器,用一個通空的條帶,把所買的金器放入去,然後作褲頭帶之用,纏在腰間,方便上工時隨身攜帶。

氹仔中心的建築

氹仔在以前只是漁農合一的小村,沒有甚麼城市規劃。最常見的是兩層的木屋、瓦片面平房, 最高也不過三層,能建三層的都算是富裕人家了。房屋都平實之至,歷盡百多年風風雨雨,依舊不倒。

往日熙來攘往的,除了木鐸街,買賣街(雜貨店,食店跟金店),現在的嘉模墟也是以前的官方菜市場,木亭中間位置賣魚賣豬肉,有兩攤是賣雜貨的,也有小吃店。亭的旁邊有一棵大樹,一些屠夫直接用繩把牛捆在那邊,現宰現賣。宰豬就有一個專門的宰豬房,每天最多只宰八隻豬左右,逢年過節就多宰幾隻。現在已經停止運作了。

買賣街

以前我們煮食,用具都很簡陋,沒有什麼石油氣爐或電爐,燒飯是柴及炭為主要燃料。以前賣柴或炭的店鋪,多位於現坊眾小學後側,顧客要親自到店面下訂單,通常以百斤以上為訂購單位。

舊兵房(現址是解放軍兵營)多居住一些政府高官如市政廳廳長,員警廳廳長等。由於氹仔的居住條件較差,後來他們也陸續搬回澳門住了。卓家村(現關帝廟後)有一個黑鬼兵營(即摩囉兵營),早在四十年前已經不再有黑鬼駐守。

現址是農林廳的衛生所,只有一個醫護人員駐守,本地居民可以得到免費醫治。現址氹仔圖書館左邊,有一座南歐式建築物,曾為官校。1956年由當時的市政機構──海島市地方委員會改作“氹仔留產所”之用,免費為當地貧苦居民提供接生服務。七十年代期開始,成為明愛老人中心所在地。

工會生活

1966年,氹仔已經有各業工會,每月會費不到一元,也不需要任何身份證明文件登記做會員。每逢開會,都是靠人口相傳,沒有正式的書面通知。

最盛大的慶祝活動是國慶日,有安排放電影及唱革命歌曲。表演的藝人是從澳門工聯或商會請過來的,其中最受居民追捧的是鏡湖醫院的歌舞團,歌舞團由醫護人員組成。

這些國慶活動都是由南光公司大力支持的,舉辦的活動及播放的電影多是親新中國的,參加者還會獲得毛主席的徽章。活動不收入場費,氹仔市民都可以進場觀賞,場面盛大熱鬧。所放映的電影是從澳門的工聯會(即現在的岐關公司)租借回來,各業工會的工作人員需要到工聯會址領取。工作人員把電影機放在木桌上,投射在牆上的白布中。雖然設備簡陋,但這個微小的不足已經融解於快樂氣氛中。

最難忘的事

1966年發生的“一二·三事件”,令我最難忘。但是我也間接參加這個事件。應該是“一一·一五”那天[1],當時情況很混亂,有一些工友被磚頭打破頭,我便帶傷者回藥鋪治療。由於我害怕被官員逮捕,就偷偷帶傷者回我店鋪的廚房,用獅子油幫他敷治,包紮好後便讓他們從廚房的後門回去,不敢光明正大地從正門出去。

當時參加的人多是工會的積極分子,很少有商家參加,因為怕被西洋鬼子報復。那天早上,有上百個警察和軍人在那裡,配備著長槍或短槍,意識到事態嚴重,不少人奮起,把石頭和瓦片擲向他們。

自此之後,我便開始參加坊會的工作,通常是白天工作,晚上參加,晚飯過後就是合適的參加時間。

我們本著義務勞動的精神,參加各業工會的活動。當時工會在現在的松柏之家對面,只是一間小小的木屋,後面有一個舞臺,可容納百多人。

 

備註

[1]  “一二•三事件”最早發生在1966年11月,澳門氹仔居民自籌經費興建坊眾小學,因事先向澳葡當局申請而遲遲未批,遂自行架搭竹掤架,澳門市政當局派人強迫停工,當地居民不服,雙方對峙。11月15日,澳葡當局出動軍警毆打民眾,打傷多人。氹仔居民對此表示抗議,並提出5項要求。澳門各界代表亦支持氹仔居民的要求。12月3日澳門各界代表為氹仔事件赴澳督府請願,澳葡當局派軍警毆打代表,致使多人受傷,激起澳門人民極大的憤慨,紛紛走上街頭,抗議當局的暴行,市內發生騷動,而澳葡當局不顧一切地鎮壓群眾,造成八人死亡,多人受傷。 經過一系列市民的訴求活動跟中國政府的嚴正干涉,澳葡當局於1967年1月29日宣佈無條件接受廣東省人民政府的要求,事件才告平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