城牆舊跡

圖/文:澳門口述歷史協會

1568年,澳門葡萄牙人首次興建城牆,目的是防範曾一本等海盜接連不斷的入侵,[1]雖然後來部分已建成的城牆被中國官府拆毀,但也奠定了以後澳門城牆的大致界址。至17世紀初,荷蘭人不斷侵犯澳門,居澳葡人開始加強防禦工事的建設,開始着手興建大規模的城牆。雖然當時城牆防禦對象是荷蘭人和海盜,但也針對來自城牆以北的華人對其居留地的威脅。又由於此舉侵犯了當時中國政府對澳門的主權,故城牆被府勒令拆除。所以澳門城牆經歷了幾次修了拆、拆了修的過程。1605年葡人復建城牆,但在1607年被拆毀。1620年城牆再次修建,明政府亦再次清拆之,但並未完全拆毀。直至1622年葡荷大戰後,葡人基於澳門安全的考量,大規模興建城牆,自此確定了澳門城牆的大概界址和規模。

從繪製於1635年的澳門要塞圖(下圖)可以清楚看出,當時澳門的城牆分為南北兩段,據格拉薩(Jorge Graca)介紹:“這些城牆能被分為兩個部分:一部分防禦北方,一部分防禦南方。北面部分起自沙梨頭炮臺(1640年被中國人拆毀),然後在西面沿內港海岸建築了一小段,再向北折,連接大三巴炮臺西北。從大三巴東南,城牆向南方略為彎曲,連接仁伯爵炮臺,再在嘉思欄炮臺結束。它有兩道城門:一道門剛好位於聖若昂炮臺所在的水坑尾街,1864年拆除。另一個在聖保祿山西面的斜坡上,即大三巴斜巷所在地。這座城門名叫聖安東尼奧門,沿至今天,華人仍稱之為‘城門樓’。南面部分,由南灣炮臺起,沿著西望洋山坡而上,至西望洋炮臺,再於另一面山坡下來,結束於內港的海邊。”[2]從位置上來看,這裡所說的城門當為水坑尾門及三巴門。

圖1-1 1635年澳門要塞圖(埃武拉公共圖書館藏)

城牆的建成,不僅增強了澳城的防禦系統,且把城市生活與周邊地區分割開來,為了便於城內外居民的往來,便修築城門。到了康熙年間,共有四道城門,即“大門一,曰三巴門;小門三,曰小三巴門、曰沙梨頭門、曰花王廟門”。[3]

而道光六年(1826年)《香山縣誌》云:

厥初,陸地澳界以三小門改建三巴門、水坑門、新開門,高築圍牆作界,今雖拆毀,故址猶存。[4]

且《採訪冊》亦記載:

《暴志》小門三:曰小三巴門,曰沙梨頭門,曰花王廟門。今俱塞。大門三:曰三巴門,曰水坑尾門,曰新開門。[5]

可見,至少在道光年間,小三巴門、沙梨頭門及花王廟門便已被封閉廢置,不再使用,直至1863年城牆被拆毀,澳門北部城牆城門主要是三道,即三巴門、水坑尾門、新開門。

1.三巴門

三巴門又叫聖保祿門,“三巴”便指聖保祿教堂。將此門命名為聖保祿主要反映了葡萄人希望像聖保祿那樣,傳教異域,以宗教入駐中國的理念。如今,三巴門乃澳門街區之一,並組織有“三巴門坊眾互助會”。

明天啟年間,澳葡當局不經中國政府同意,藉口荷蘭人進攻,在水坑尾與三巴門之間,建築一道城牆,即三巴門城以東建成三巴門圍牆,自行劃為葡萄牙人居住地。明政府對澳葡這一行為採取堅決態度。廣東海道副使徐如珂通知葡萄牙人即行拆毀,澳葡不聽。徐如珂派中軍領兵進駐澳門,自己也隨軍前往,親自命令軍隊動手拆除。

圖1-2 三巴門位置圖

舊三巴門的位置在新勝街與連勝街交界處附近,這一帶是屬於三巴門街區範圍。往昔從三巴門出城,外有兩條路,一條通往關閘,即現在連勝街、連勝馬路;另一條則通往新橋和沙梨頭。三巴門城外原為荒地及墳場,城牆拆毀後,才闢路建屋。

聖保祿教堂今只剩一座牌坊。曾有詩云:“誰見三巴起麗譙,復誰重睹燒痕焦?伊波不洗歲千佛,梁寺猶餘壁一蕭。砌色近迷孤壘月,市聲遙和雨灣潮。巋然寧獨驚神斧,歷遍風雲兀九霄。”[6]聖保祿教堂於1835年慘遭大火焚毀,教堂僅剩正面前壁、大部份地基以及教堂前的石階。自此後,這裡便成為世界聞名的聖保祿教堂遺址。本地人因教堂前壁形似中國傳統牌坊,將之稱為大三巴牌坊。

2.水坑尾門

水坑尾門是澳門舊城牆的一部分,位置大概橫貫於現水坑尾街北段。圖1-3為1726年的澳門平面圖,較早地將澳門城牆與城門一起畫出來,圖中數字“5”的位置,當為“水坑尾門”。

水坑尾之名源於一道水澗。其葡文名為“Campo”,意指農田,直至19世紀初水坑尾一帶仍然是農田。曾經水坑尾街所在區域因地勢低窪,又處於大炮臺山和東望洋山之前,故每當下雨天,雨水便順著地勢自高流下,經年累月,便在此處匯聚成一道水澗,流至今日街道處,再輾轉流向南灣入海。也許水澗的形狀恰似一水坑,故水坑的尾段被稱為“水坑尾”,城牆城門被稱為“水坑尾門”,而後來被開發出來的街道便被命名為“水坑尾街”。

水坑尾與先前雀仔園的居民生活息息相關。昔日由荷蘭園至水坑尾的地段,曾經只是雀仔園居民居住,不像今日有很多高樓大廈及建築物。人們不僅可以在這裡休憩,還可以從“水坑尾”汲取飲用水。

嘉慶二年(1797年),水坑尾門進行一次修理,內容見《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》一書摘錄的一份“水坑尾門泥水修葺合約”:

承接泥水工匠人容平,今接得水坑尾門屋上瓦面占補破爛,內外爛牆修補,言明工價銀廿八兩。即收定銀。

開工之日,銀兩陸續交收。至工竣銀足,無得異言。恐口無憑,立此合約,交管庫收執爲據。

嘉慶二年七月廿八日,立合約人容平。[7]

圖1-3  1726年澳門平面圖(弗蘭西斯科·華倫廷(Francois Valentyn)繪製)

自1622年後,三巴門、水坑尾門及沙梨頭門為“澳門城”的北界。一直到1848年,亞馬留擅自從澳門界牆的水坑尾門起,沿雀仔園坊尾、東望洋山麓,向北開闢經龍田村背後、又經過塔石村、龍環村、馬交石山、望廈村、黑沙環到達關閘的馬路,以期打通出入內陸的貨運通道。這條馬路即今天經東望洋街、士多紐拜斯大馬路、亞馬喇馬路、馬交石斜坡、黑沙環馬路至直通關閘廣場的亞馬喇土腰。亞馬留的這一行徑也為後來澳葡政府摧毀城牆埋下了伏筆。1863年澳葡當局拆毀其原有居留地的界牆及水坑尾門、三巴門、沙梨頭門,侵佔界牆外的華人村落。此後水坑尾門消逝在歷史長河中。

3.紅窗門與石閘門

明朝中葉,西洋商賈(主要為葡人)來到澳門,就在營地大街互市,並在大街的兩端設閘門,即紅窗門與石閘門。建於營地大街南端的閘門,稱“南關閘”,具體在現今的天通街與紅窗門街交接點;閘門上有門窗,粉刷成紅色,所以俗稱為“紅窗門”。石閘門因由石塊堆砌而成,故名。其位置在營地大街北端,即大街、關前街與草堆街的交界處;石門之上,寫有“澳門”兩個大字,以示當時唯一的一條大街——“澳門街”(即營地大街[8])。

圖1-24  1792年的石閘門及紅窗門(底圖為法國人繪製的《澳門城市圖》)

早先中國已在兩個閘門處設關扼守,但功能卻不相同。紅窗門是一座稅關的閘門,昔年該處盡是水口,是貨船灣泊之所,關卡設在那裡,是為了方便抽稅。這個可以從現今“紅窗門街”的葡文名Rua da Alfândega得知,Alfândega就是關卡的意思。舊時紅窗門街一帶是商業繁榮地區。如今有一趣事不得不說,話說因過去紅窗門街的門窗是紅色,而福隆新街與之相鄰,加之又是花街,潛意識中人們認為福隆新街之門窗本為紅色,其實不然,恰恰相反,舊時福隆新街的門窗實際是綠色。

較之紅窗門,石閘門卻是昔日半島西部華人和葡人的分界點,具有政治防禦功能。據《澳門掌故》描述,“石閘門之建是為了區分‘澳門街’與其他地區。”[9]《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》載,“(1818年)計自石閘門外井邊起,至貽安當牆界止,約長二十六丈零,前至石路,後通至海,原係呞咑經管稅業。”可知石閘門外至貽安當牆界止原係“呞咑經管稅業”,歸葡人議事會管理,石閘門另一面的草堆街、關前街附近為華人活動區,故可以說,石閘門是華人區和葡人區的分界點。再者,有學者稱營地大街爲“文化與種族的分界線”。[10]營地大街最初又稱爲“澳夷聚盧大街”,可見此處是居澳葡人的合法聚居之地,故石閘門另外一面澳夷不得入。所以,當葡人趁清朝積弱而擴展勢力之時,故意把閘門摧毀,不留半點痕跡。唯一留下的,是今天草堆街至高尾街之間的一小段路,曾被命名爲石閘門街,[11]但在後來的城市規劃中,石閘門街又被納入營地大街路段之中。從此,“石閘門”三字便退出歷史舞臺,只存史冊之中。

 

備註

[1] 林發欽:《海盜曾一本犯澳與澳門城牆的首建》,《澳門研究》, 2005年第27期。

[2] Jorge Graca, Fortifications of Macautheir design and history, Macau :Direcqjto dos Services de Turismo de Macau,1984,P.121.

[3] 印光任、張汝霖著、趙春晨 點校:《澳門紀略》卷下《澳蕃篇》,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,1988年,第147頁。

[4]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、澳門基金會、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合編:《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》第6卷,1999年,第307頁。

[5] 王廷鈐等纂輯:《香山縣恭常都十三鄉採訪冊》卷上《澳門纂略》,第37頁。

[6] 章文欽:《澳門詩詞箋注·民國卷》,珠海出版社,2002年,第531頁。

[7]  劉芳辑;章文欽校:《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》,澳門基金會,1999年,第54頁。

[8] 王文達《澳門掌故》,澳門教育出版社,1999年,第14頁。其文字記載,“考澳門街,古只稱大街,即今營地大街也。”

[9] 黃德鴻:《澳門掌故》,中國文聯出版社,1999年,第162頁。

[10] 胡紀倫(César Guillén Nuñez)著,方無隅 譯:《澳門街》,牛津大學出版社,1999年,第28頁。

[11] 見《草堆街中葡文石碑》,碑文記載,“同治十二年(1873年)五月吉日,石閘門、關前、草堆三街立。”